治理大氣污染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，需要付出長期、艱苦、不懈的努力。江蘇大學汽車學院動力機械工程系主任王忠告訴記者：“目前我國的大氣污染非常嚴重，減少機動車尾氣排放對于減少環境污染非常重要。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，這種污染問題可能會被公眾忽視。但目前經濟發展速度已經放緩，如果現在不著手治理環境污染的問題將問題留給以后的話，再去解決將更加困難。”

 

    吉林大學某教授說：“從大氣污染防治的角度看，汽車行業肯定能夠作出貢獻，比如控制汽車尾氣排放造成的污染。7月1日，國Ⅳ將要全面實施，如果能夠認真貫徹國Ⅳ排放標準，就是汽車行業對治理大氣污染作出的貢獻。此前有人表示，按期落實國Ⅳ排放標準有一定困難，但是汽車行業和內燃機行業應該主動去執行國Ⅳ排放標準，不能將這些責任推在客觀的理由上。目前，不僅是北京，也包括其他大城市都出現了霧霾天氣，政府和群眾都非常重視大氣污染問題，汽車行業應該主動承擔這一責任。”

 

 

    落實國Ⅳ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，一方面可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，降低汽車尾氣對大氣的污染，改善環境和居民生活品質；另一方面，落實國Ⅳ對于汽車及其相關行業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意義。目前我國的發動機技術、尾氣處理技術還落后于歐美，在技術發展上受制于人，國Ⅳ的貫徹落實對于中國企業掌握節能減排的核心技術至關重要。

 

    可喜的是，在國Ⅳ即將實施之際，我們看到整車行業、內燃機行業以及相關行業都在積極準備。但同時令人擔憂的是，國Ⅳ標準能否得到真正落實。在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，相關專家對于國Ⅳ能否得到切實的貫徹落實仍有擔憂。這種擔憂主要集中在對國Ⅳ標準的執行方面。

 

    上述教授說：“各個企業表示已經做了準備，我是認同的。但如果說是充分準備，‘充分’兩個字能達到什么程度？7月1日要實行國Ⅳ，要加后處理，如果企業已經準備充分的話，那么目前加后處理的車輛就應該已經在生產了。另外，推行國Ⅳ的困難不僅在汽車生產廠，應該說生產廠在技術上的準備還是比較充分的，而在產業化和商品化方面我也不認為非常充分。此外還有一些困難，比如油品質量的問題，這不是把責任推給石化部門，國家實行國Ⅳ需要更好的油品，但是石化部門生產不出來，它們確實是有責任的。國Ⅳ排放標準的實施主體是企業和市場，但政府要對企業的行為作出監督，防止出現在技術方面流于形式的問題。”

 

    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李振國說：“到目前為止，我還沒有看到截止到什么時候不允許國Ⅲ車輛銷售的文件。在國Ⅳ排放標準實施之后，國Ⅲ車還能不能繼續銷售？如果不加監督繼續銷售，勢必會擠壓國Ⅳ車輛的市場，因為國Ⅳ車輛加了后處理之后成本會增加，用戶關心的不是排放能否達標，而是成本。另外，國Ⅳ實施之后，會不會出現類似于國Ⅱ升國Ⅲ時的混亂狀況，一旦出現非典型技術路線，又該怎么樣處理？如果處理不好，也會使我們實施的國Ⅳ流于形式，名義上是國Ⅳ排放，實際上不能達到國Ⅳ的標準。”

 

    實施國Ⅳ排放標準是汽車行業落實控制大氣污染“國十條”的重要舉措，國Ⅳ排放標準的實施以市場為主導，以企業為主體。對于企業的行為，國家應加強監督，避免出現企業在產品技術應用上縮水的現象。另外，政府的作用還在于對市場的引導，在國Ⅲ升國Ⅳ的過程中，通過經濟、行政等手段引導用戶選擇國Ⅳ排放標準的車輛，淘汰國Ⅰ、國Ⅱ等高污染車輛。

 

 

    “汽車行業要擔當起自身的使命，按照國家要求實施不同階段的排放標準。”上述教授說：“治理環境污染，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，必須這樣做，否則越往后拖就會越困難。”

 

    具體到“國十條”中與汽車行業相關的條款，記者邀請專家作了一個解讀。首先是淘汰黃標車。李國振認為：“淘汰黃標車實際上是對在用車實施的一項舉措，對改善環境是非常必要的，因為一輛國Ⅰ車的排放可能相當于10輛國Ⅳ車。淘汰黃標車涉及到監管的問題，而國內對在用車和新車的監管不是在同一個系統體制下完成的。淘汰黃標車的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是為國Ⅳ車輛的銷售拓展市場；二是可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。”

 

    此外，淘汰黃標車還會帶來用戶成本的增加和廢舊車輛的處理問題。對此，李國振表示：“對在用車的改造，最主要的驅動力在于政府，用戶對其是沒有主動意愿的。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補貼推動用戶淘汰黃標車。對于廢舊車輛的處理問題，如果政府利用財政補貼推動淘汰黃標車，很快就會形成二級產業、三級產業來做這件事。”

 

    其次是發展公共交通。王忠認為：“我國人口分布相對比較集中，在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，過多的私家車會造成較高的環境代價。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、發展大交通。發展公共交通需要一個超前的規劃，要對公交系統作出合理的統籌安排。此外，應該推動新能源動力的發展，推動基礎設施建設，擴大加氣站的覆蓋范圍。至少要在區域的范圍內實現新能源公交車輛的覆蓋。”

 

    第三是用法律、標準“倒逼”產業轉型升級。“從國外實施排放法規的經驗看，法律與市場之間會相互作用。企業和學術界為實現一個污染控制目標，要做很多技術層面的準備和理論的研究，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不同階段的排放標準或法規。法規或者標準具有強制性，要反作用到市場和產品中。政府在一定的科學理論引導下，可以制定一些強制性的法規法令，也可以做一些引導工作。產業升級最根本的動力是社會的需求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要把握好‘度’。”專家認為。

 

    第四是機動車限行。“限行可能是針對車輛數量的問題，但對于不同車輛分擔的實際排放情況，并沒有很好地去理解。如果能夠對黃標車之類的污染排放嚴重的車輛做很好的控制，即使車輛的數量沒有減少，污染也能夠得到很好的處理。機動車限行更多的是針對堵車問題，而不是污染。”李振國說。